前言

(资料图)

新冠肺炎持续发展和演变对国际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病毒威胁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日益紧迫。

传播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健康信息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少他们的恐惧和不确定性， 督促他们应对和处理健康风险。

有效的健康传播通过传播已验证的健康信息丰富老年人的新冠肺炎知识，从而改变其认知、态度和行为， 最终达到保障他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目的。

风险感知是新冠肺炎流行中的核心要素， 影响着老年人的新冠肺炎知识和感知信念。

他们对预防行为的遵从可能会因新冠肺炎呈现的阶段而出现变化，在新冠肺炎暴发早期， 对预防行为的遵从可能取决于个体的新冠肺炎知识。

随着疫情持续向好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 对预防行为的遵从可能转向个体的感知信念。

一、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指的是传播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国外健康传播分为以人际传播为中心的医疗保健服务和 以大众传播为主导的健康促进两大分支。

其研究议题从艾滋病预防、拒绝毒品、防范药物滥用， 延伸到以癌症、烟酒、药物成瘾等对身体健康影响为主导的议题。

并逐渐发展到医患互动、老龄化、死亡等话题，同时注重关注边缘人群和罕见病症， 注重利用大众媒体和互联网进行研究。

其研究理论领域呈现跨学科特点， 涉及健康信念、社会资本、恐惧诉求、计划行为等多种基础理论。

“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最早的健康传播运动，国内的健康传播受其影响， 通常以健康宣传和健康教育的方式呈现。

直到我国召开第一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会上正式讨论将传播学融入健康教育发展等问题， 健康传播才逐渐开始作为一个公共卫生概念被广泛接受。

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国内的健康传播逐渐从卫生环境问题 转化为对突发性传染疾病和慢性疾病预防研究。

目前，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背景下， 健康传播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情景中为全民健康提供重要支持。

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传播发展时间较短， 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影响健康传播发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一项关于国内健康传播文献计量学分析研究发现，自1998年以来的20年间， 健康传播的核心研究者较为缺乏。

1999年以来，国内传播学者开始涉猎健康传播领域。一项研究健康传播在九本新闻传播类C刊的发展趋势发现， 国内健康传播研究存在议题范围、方向较窄，缺乏量化研究等问题。

随着传播学者的加入乃至成为逐渐研究主力，国内健康传播开始呈现研究理论跨领域， 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议题本土化和研究应用导向强等发展趋势。

健康传播向来与特定的高危人群关系密切，而老年群体就是其重要分支中之一。 国内学界对老年人健康传播逐渐兴起。

一项基于知信行理论框架分析老年人健康传播困境的文章指出要从知、信、行三个维度解困， 优化老年人健康信息传播策略。

一项利用扩展的信息寻求综合模型探讨 并解释了城市老年人利用微信寻求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行为。

针对老年人健康传播研究，一项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研究文章指出，老年人健康传播倾向于以微信为主要的新媒体渠道， 探究慢性疾病对老年人的影响。

国内学界针对老年人健康传播的发展仍具有较大潜力， 尤其是特殊健康情景下的老年人健康传播。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关于老年人健康传播更多集中在媒体使用、健康信息寻求、信息素养等横断面方面， 反而较少关注特殊情景中历时性研究角度下城市老年人的认知、态度和防疫行为的变化。

二、扩展的认知中介模型

“从新闻中学习”始于20世纪80年代， 多集中在西方民主社会，其研究主要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探讨了媒介使用对政治知识的影响， 并比较了不同背景受众使用不同媒介对其获取政治知识的不同效果。

在该阶段中，“从新闻中学习”相关研究通常以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作为自变量， 把对新闻信息的理解与公共事务知识水平作为因变量。

并分析收看电视和阅读报纸对公共事务知识的影响， 确定了媒介使用频率能够增加人们从新闻中学习公共事务知识的效果。

针对早期的新闻学习效果研究，后来的许多学者认为它们 过于简单地理解了媒介使用对公共事务知识的直接效果。

因此，后续对“从新闻中学习”研究着重探讨媒介使用与知识之间的中介变量。

随后，艾芙兰开启了“从新闻中学习”第二阶段研究，提出的认知中介模型作为新的“从新闻中学习”理论模型， 主要是用来解释人们如何处理新闻并从中学习。

该模型包含四个变量：自变量监测满足动机、 中介变量新闻关注和精细化及因变量公共事务知识。

在该模型中，不同动机促使个人对新闻关注并进行精细化处理以获取知识， 反过来精细化作为新闻关注的中介决定他们可能获得的知识。

（艾芙兰提出的认知中介模型）

认知中介模型的预测关系得到广泛证实。 之后的研究集中在对认知中介模型的修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动机驱动知识获取得到广泛支持，监测满足动机、社会效用动机、认知需求动机以及 指导动机都被证实可以驱动新闻关注并进行精细化处理，从而影响获得的知识。

第二，新闻关注作为认知中介模型的关键变量，从传统媒体（电视、报纸）扩展到在线媒体，甚至是两者相结合， 探讨了不同媒体上的内容与知识获取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不仅扩展了认知中介模型运用的媒体环境，还丰富了模型关键变量测量维度。例如，对气候变化的扩展认知中介模型证实， 在线媒体环境中认知中介模型的变量关系依然得到支持。

第三，新闻媒介接触成为认知中介模型的重要因素。魏和罗通过比较新闻媒介接触与新闻关注对政治知识的影响力， 证实了新闻媒介接触在认知中介模型中的重要效果。

第四，知识作为认知中介模型的因变量得到多维度发展。例如，李等人证实， 经常进行思考的女性更容易获得有关乳腺癌的事实知识和结构知识。

第五，认知中介模型在不同情景中得到发展，逐渐从政治传播、 转移到科学传播领域，健康传播领域，以及健康素养领域。

三、风险感知与新冠肺炎知识、态度和预防行为之间的关系

基于过往对风险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有充分理由将风险感知概念化为认知中介模型的自变量。

首先，风险感知是健康传播中的核心因素， 通常被视作为健康行为的结果和动机因素。

诸如健康信念模型、风险感知态度框架、 保护动机理论等理论模型都证实了风险感知对健康行为的重要影响。

最近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相关文献表明，风险感知是疾病大流行期间预测采取预防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感染新冠肺炎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而积极地采取避免聚会，保持社会距离等预防行为。

其次，媒体通过与自我高关联度和高发率的问题对个人层面的风险感知产生作用。新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下， 人人都是易感人群，个人对自身健康风险的感知水平会促使他们积极寻求信息。

一项通过在线调查中国妇女乳腺癌风险感知相关研究指出，女性感知到罹患乳腺癌风险水平 能够推动她们使用各种大众媒体和在线渠道进行信息搜索和关注。

在研究新加坡女性乳腺癌知识影响因素中进一步发现， 风险感知与媒体关注呈正相关。

由于感染新冠肺炎的严重性后果，老年人可能比其他人群更能够认同媒体描述的问题， 并认为新冠肺炎对自己有更为严重的潜在风险。

媒体报道显示出不断上升的感染病例、 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极大地刺激并提高了老年人的风险感知水平。

面对突发未知的疾病，风险感知能够促使老年人 通过媒体关注来了解风险事情的进展情况，以处理或应对风险。

然后，有研究证实风险感知正向影响知识获取。一项风险感知与风险处理及知识关系研究表明， 对健康威胁信息的相对风险感知与更多的知识相关。

一项比较女性患乳腺癌风险感知对服用莫昔芬决策知识的影响发现， 患癌相对风险感知与更多关于服用药物决策辅助知识相关。

然而，有学者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风险感知与知识研究得出相反结论，他们认为新冠肺炎知识获取会正向影响风险感知。 这或许可以说明风险感知与知识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最后，风险感知与态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迪拉德等人对民众在接触结肠癌筛选信息后风险感知测量与行为意图、情感和认知的关系研究中，证 实了在所有组别风险感知衡量标准中，患癌风险感知水平都与态度积极相关。

对台北市民众感知自来水铅管对健康影响的风险、态度与政策满意度的研究结果 支持了民众对健康危害的风险感知正向影响预约受检血中铅态度。

此外，在商业消费领域，吴等人发现，风险感知与风险态度呈正相关， 同时风险态度还作为风险感知的中介对购买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四、新闻关注与新冠肺炎知识和精细化的关系

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传播期间，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与未知性特性导致感染人数的不断攀升， 强制性“封城”、“居家隔离”等防疫管控措施。

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加剧了公众对健康信息的需求， 他们除了从传统媒体获取信息外，还会通过在线媒体获取更多信息以满足需求。

另外，大量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信息也足以引起人们对其关注和重视。 有研究证实新闻关注正向影响知识获取。

例如，魏和罗考察了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选民学习情况，证明了阅读报纸、 观看电视新闻和阅读互联网上新闻与选民从选举新闻中学习政治知识积极相关。

何和佩等人在调查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公众对流感的了解状况中得出相同的结论， 越关注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上的新闻信息越能丰富公众的流感知识。

精细化指的是人们进行仔细或者粗略思考的程度。精细化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努力，在这种认知努力中， 个人会将新的信息整合到他们已有的知识结构中进行更深层次思考并使用。

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期间，老年人在关注媒体报道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同时，不断结合过往与之类似的信息进行思考， 那么他们对新冠肺炎的较为深刻的认知将促使他们获得一般的新冠肺炎知识。

五、精细化与新冠肺炎知识、态度及预防行为的关系

艾芙兰认为，在媒体上投入的关注和认知努力对于知识获取十分关键。 这种通过精细化推动知识增长的积极关系得到一些研究证实。

在健康传播领域，一项针对30岁至70岁的新加坡女性对乳腺癌预防行为研究发现， 在乳腺癌信息上投入更多的认知努力，她们就能获取更多的乳腺癌相关的知识。

同样的结论在科学传播领域也得到证实，即越多地思考从社交媒体获取的科学新闻信息， 越有助于理解科学技术知识。

精细化除了正向影响知识外， 其思考的后果还能够影响个体的态度并预测随后的行为。

何和斯库费尔等人在研究大众媒体使用和认知处理与公众对纳米技术的态度关系发现， 越深层次思考纳米技术信息越能够积极影响公众接受纳米技术的态度。

精细化似然模型认为， 个体态度的改变是由中央路径与周边路径的说服引起的。

中央路径指的是具有高度动机和能力的个体 会投入较多的注意力进行仔细且深度地思考。

周边路径指的是具有较少动机或能力的个体会较少地注意和理解相关信息， 两者的差别在于投入的主观认知努力的程度。

个体之所以形成不同程度的思考，主要是受到自身能力与动机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个体有较强的动机处理获取的信息， 且自身具有较高能力时，个体思考的程度会提升，反之亦然。

面对广泛报道的新冠肺炎新闻，老年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投入认知努力都有助于他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 这为理解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后果提供了更强的认知基础。

六、态度是推动城市老年人采取预防行为的重要因素

过往的健康信念模型过于强调感知信念和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 卡朋特却指出信念和健康行为之间研究要转向变量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或调节。

新冠疫情长时间流行，态度可能是激励个人采取预防行为的突破口。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疫情流行期间， 态度是影响人们决定是否采取戴口罩、洗手等预防行为的关键因素。

这说明城市老年人应对预防新冠肺炎的积极态度 决定了他们可能采取预防行为以保证自身健康。

老年人对预防行为的总体态度取决于他们对新冠肺炎的感知严重、 以及他们对采取行为的感知获益和感知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修定的健康信念模型所有中介效应中， 感知获益是通过态度对持续性预防行为产生影响的最强因子。

这提醒健康传播机构和公共卫生部门在未来疫情持续性大流行情况下，需要着重强调采取预防行为对于保证其健康和生命好处， 从而通过达到态度介导持续执行预防行为。

总结

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媒体大量报道疫情信息， 在满足老年人健康信息需求的同时还诱发了的恐慌情绪和心理压力。

为了防止老年群体过度预估存在的威胁及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健康传播方面， 早期报道应当注意报道适量的“威胁性信息”以降低对老年人的心理影响。

引导老年人正确评估新冠肺炎风险，同时大量普及新冠肺炎知识， 关注风险感知和新冠肺炎知识在改变不良健康行为时的强大说服力。

随着新冠肺炎持续流行，媒体报道重点应当从普及新冠肺炎知识转移到感知信念上， 着重强调感知严重性在影响态度和持续性预防行为的方面的作用。

在新冠肺炎未来可能持续发散和小规模反弹的情况下，政府和相关媒体应该不断强调自我效能在遵守防疫行为的有效性和有益性， 持续自我防护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从历时性研究角度来看，老年群体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表现出良好的风险感知水平、 积极的态度和高参与度的防疫行为。

这说明，在信息渠道中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新冠肺炎风险感知和体验的同时，鼓励营造一种实施防疫行为的良好态度环境和行为决策条件， 对于老年群体执行健康行为策略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健康情景下， 未来的健康传播还应该着重强调认知对态度和行为影响的重要性和价值。